我国是一个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的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改革开放前后，我国企业发展经历了很大的调整和变化。本文对我国几个重要发展阶段的企业竞争力状况作初步的探讨。

 
1、  改革开放前我国企业竞争力状况

对改革开放前我国企业竞争力低下原因分析解释较好的学者是林毅夫，他提出了自生能力理论（Lin et al，1999）。自生能力指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在没有外部扶持的条件下，如果能够获得不低于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水平，则企业就有自生能力。反之则企业就没有自生能力，只有靠政府的扶持才能够生存。他认为改革开放前的国有企业竞争力低下源自企业缺乏自生能力，自生能力缺乏又是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的。他认为预算软约束、政企不分、缺乏自主权、激励不足、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都是由于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所诱发出来的内生性表象问题。

    我国是一个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的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是劳动力密集产业。国家如果想要发展的产业不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那么就必须给企业政策性补贴。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为了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工业化，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建立独立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体系，选择了资金密集的重工业优先发展。当时中国资本存量少，市场决定的利率很高，如果由市场竞争配置资源，那么，在重工业中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加工、组装和修理等产业；而非政府想要优先发展的冶炼、重型机械制造等资本密集产业。由于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目标与中国国情之间的尖锐矛盾，当时政府有两种选择，一是维持市场经济体制，利用税收的手段，从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区段的企业中收税，然后以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直接补贴要重点发展的企业。但是当时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城市经济基础薄弱，生产活动和经济剩余主要还在广阔的农村，政府收税的成本高、能力弱，因此，这个方法不可取。另一方法是，利用行政手段人为压低利率。压低利率，虽然使在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企业能够维持生产，但在较低的利率水平下，政府不想优先发展的产业区段的企业也想多得资金，采用资本更为密集的技术来生产，因此，资金的需求大增。结果必然出现资金供给小于需求的缺口。如果由市场来配置资金，就不能保证有限的资金被配置到政府要优先发展的重工业项目当中。因此，政府必须用计划和行政的手段把稀缺的资金直接配置给执行政府投资意图的国有重工业企业。

一个国家每一时期的资本和劳动力总量是给定的，当政府把资本配置到重工业企业，剩下可用来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的资本将少于未扭曲前的资本量；由于重工业企业所雇佣的劳动数量少，因此，可用于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力将比未扭曲时的多。轻工业和农业所面临的是资本更加昂贵、劳动力更加便宜的情况下生产。

同样，基于动员资源来发展没有自生能力的重工企业的目的，政府也干预汇率、原材料价格、工资、物价等价格信号，形成了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并相应采取了计划管理体制替代市场机制来将资金、外汇、原材料等配置到重工业部门。在农村也形成了以统购统销和集体化为特征的经济体制，将农业生产的剩余集中起来支持重工业和某些技术水平较高的轻工业的发展。

国有企业为国家所有，但国家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而是委托经理人员来经营，因此必然会产生激励不相容、责任不对等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扭曲的环境下，一个企业盈亏不反映其经营状况；而在计划取代了市场以后，企业之间不再有竞争，一个企业到底是该赢多少或亏多少，也没有一个参考的标准。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企业经理享有经营自主权，必然会有积极性增加在职消费和福利等损公肥私的“道德风险”行为。为了保证国家的发展意图不至于被经理人员的自利行为所影响，国家就要剥夺国有企业在“人、财、物、产、供、销”上的一切经营自主权。企业的职能仅在于实施上级下达的生产和投资计划。

我国政府在改革前的传统经济体制中，人为扭曲价格体系、建立相应的以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计划体制、剥夺企业的经营自主权等等做法，实质上是在资本极端稀缺的要素禀赋结构下，推行资本极端密集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了实现这个战略意图，且使在市场竞争中不具自生能力的企业能够被建立和生存的必要制度安排。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没有竞争力，实质上是因为没有比较优势。

2、  改革开放到1997年国有企业竞争力状况

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业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年～1997年；第二阶段为1998年之后。划分的标准是以商品市场短缺与否为标志的，1997年之前，我国是一个短缺经济的国家，商品供不应求。1997年之后，我国是一个供过于求的国家。

1978年底的改革开放，以放权让利、提高工人农民的积极性为突破口。在农业上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取代集体性质的生产队体制。由于农业在我国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区段生产活动，家庭农场具有自生能力，因此农业生产力马上得到解放，成为改革开放来最为成功的一项改革。但是，在国有企业改革上，由于许多国有企业在要素价格完全放开的竞争性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的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20年的努力并未能使国有企业的改革得到突破性的进展。

1978年的改革开放后，市场竞争开始出现，产品和要素价格逐渐放开，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也就由隐性变为显性。除了自生能力所形成的战略性政策负担外，改革后还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性政策负担问题。在传统的体制下，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投资创造的就业机会少，而政府负有安排城市劳动力就业的责任，因此，政府经常将三个工人安排到国有企业的一个工作岗位来就业，使国有企业有了大量的冗员。同时，改革前工人的工资只够支付当前消费，个人的养老、医疗、住房等只好依赖企业的供给，推行的是“统收统支”制，企业将一切收入交给国家，企业的一切开支由政府财政拨付。因此，养冗员和退休老工人等社会****利支出对企业自身并不构成实际的负担。但是，自实行了放权让利的改革以后，这些开销逐渐转移到企业身上，因此，冗员和老工人越多，企业的负担就越重。这些负担可以称为社会性政策负担。

政策性负担使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和没有这些负担的非国有企业相比，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生存，国家就必须给予各种政策性优惠、补贴和保护。包括：（1）继续压低资金的价格，并通过国家控制的银行系统把社会储蓄优先分配给国有企业；（2）技改资金继续由国家财政拨款投入；（3）继续对国有企业给予各种垄断、限制非国有企业的进入等保护。但是由于政策性负担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企业可以把任何经营失败的责任都归咎于政策性负担上，国家只好把国有企业亏损的所有责任都背起来，导致了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内生于政策性负担，而经过多年的改

革，如冗员下岗，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正在有序进行并初见成效，国有企业的社会性政策负担剥离。但改革没有消除战略性政策性负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高资本密集度的国有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问题，所以这些改革只是治标而非治本之策。

如何解决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政策负担，使国有企业获得自生能力的问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国有企业自生能力低下，其竞争力不可避免也低下；国家和国有企业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而传统体制下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是在存在政策性负担，导致没有公平竞争，防止委托代理问题过分恶化的内生选择。如果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没有提高，公平竞争的环境尚未形成，就把传统的治理机制予以改变，赋予企业以经营决策权和利润支配权，委托代理问题一定会恶化。这正是国有企业改革不能突破的根本原因所在。

 
3、  改革开放到1997年民营企业竞争力状况

国有企业竞争力低下，无法担负起追赶跨国企业的重任。那么，改革开放后发展的民营企业是否具备追赶国外企业的重任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尽管民营企业在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大宗贸易市场有很强的比较优势，但在需要竞争优势为竞争基础的全球市场和多国市场中，就无竞争力可言，其竞争力提高亟待解决以下矛盾：

1）．民营企业发展中的产业组织问题

民营企业产业组织至少存在三方面的问题：第一，规模经济水平较低。尽管我国已有一些较大或大的民营企业，但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相比，产业组织上的规模不经济是显见的。第二，我国民营企业面临较强的“进入壁垒”。其进入其他产业和市场领域不仅面临市场竞争的经济壁垒，而且面临特定的地缘壁垒，使得资产的流动性与交易性受到极大的损害，甚至形成较鲜明的“过密”与“过疏”并存的格局，某些地方、某些产业投资已相当密集，其发展成本已十分高昂，但却难以转移，而同时，又有一些地区和产业资本投入严重不足。第三，“亚产业”特征显著。从总体看，我国民营企业选择的多为技术和资金门槛以及相应的管理门槛均较低的领域，除少数企业外，在技术选择上多数为中性且偏劳动密集型经济，在资本融通上多数为规模偏小且无稳定的资金来源，因此，承受市场风险的能力和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能力均较低，易于“解体”，很不稳定。

总之，我国民营企业在产业组织方面存在的矛盾，一方面是发展性问题，主要是总体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人员素质以及对市场风险的承受力和资本规模等尚处于“原始积累”阶段问题；另一方面更是一个体制问题，包括产权制度、市场制度等方面的原因。

2）．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市场条件问题

至少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第一，存在产权制度问题。首先，97年以前的民营企业是以乡镇企业为主发展的，企业产权不清，政企不分。其次，民营企业中存在着严重的产权不可交易性，或者即使交易但交易费用极高。第二，民营企业发展在要素市场上尚存在较多的体制歧视。尽管民营企业在市场表现上高于国有企业的适应力，但这主要表现在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上，而在其他要素市场上却并无明显的竞争力。首先，在资本市场上，无论是间接融资还是直接融资，民营企业很难得到稳定的资金来源；其次，在高级人才，包括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市场上，民营企业仍面临多方歧视；第三，在技术市场上，由于民营企业的技术获得主要依靠市场，但市场本身又极不规范，有关的科技立法和知识产权法规尚不健全，加之技术市场本身的特殊性、复杂性和不完备性，使得民营企业在运用技术市场时行为混乱，交易成本极高，风险极大。第四，就民营企业的治理结构而言，在整个管理架构和约束机制上带有浓厚的“家族”色彩，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距离甚远，这一方面固然与出资者本身水平有关，但更重要的则在于缺少有效的管理人员市场与之配合。此外由于产权的可交易性方面的障碍，使得民营企业中的相当一部分在产权上难以稳定，存在不断分割的趋势，即相关人员通过“分家”的方式来要求自身的产权，从而破坏企业法人产权的完整性，或者通过违法的方式瓜分、侵吞企业法人资产，导致民营企业也有资产流失问题。

3）．民营企业面临的体制成本和发展成本控制问题

我国民营企业发展成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在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许多地方政府要求民营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就业，来缓解国有企业的下岗人员增多问题，这就导致民营企业的效率目标与社会的就业目标之间的冲突，促使民营企业的发展成本上升。第二，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的效益和市场竞争力是以牺牲整个环境质量和生态为代价的，由此必然提高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代价。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必然要求民营企业承担由其造成的更多的社会发展成本。第三，民营企业发展本身的要素成本上升过快。一些民营企业随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劳动力费用、土地费用等要素费用上升速度极快；此外在推动开放、吸引投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形成的“过度需求”，缺少真实需求的支持，又使要素价格奇高，导致民营企业的成本上升。第四，民营企业发展中的交易费用不断提高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有效控制。由于我国处于转轨时期，市场机制不完备，受政府行政力量的种种干预和限制，使民营企业交易成本在体制性摩擦中不断上升。第五，民营企业发展中的社会保障要求。以往民营企业相当程度上忽视或放弃社会保障，包括职工的失业保险、医疗保障以及住房、养老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因而事实上降低了成本。但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和社会保障体系及水平的完善与提高，力图以降低社会保障水平而降低成本的做法会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客观上也会推动民营企业的发展成本上升。

4、  1998之后我国企业竞争力发展状况

事实上，1997年还是我国工业初步现代化后向重化工业方向发展的分水岭。1998年之后，我国开始了以重化工业加速发展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2003年后的加速发展，导致政府进行宏观调控。这种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依靠高投资和高消耗实现高增长，同时也带来一系列消极的后果。“扬短避长”，造成经济整体效率下降。有效地配置资源的基本要求是按照中国资源禀赋的基本情况，发挥人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我国普通人力资源极其丰富，而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见表1）。

表1  我国人均资源占有情况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较

资源种类	我国人均占有水平	与世界人均水平的比率（%）
耕地 淡水 森林 矿产保有储量潜在总值 其中：   煤炭（探明可采储量）   石油（剩余储量）   天然气（探明可采储量）	0.1公顷 2257立方米 0.12公顷 0.93万美元   98.94吨 2.7吨 769立方米	42 27 20 58   53 11 3

 

在这样的资源禀赋条件下，我国适合以发展低能耗、低资源投入、又能发挥中国人口资源丰富和中国人心灵手巧的优势的产业，从而能够以最小资源消耗生产最大的价值。然而98年后中国经济却走上了重点发展高资本和其他资源投入、高环境损失、低就业和低盈利的产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虽然能够在短期内获得一定的增长和盈利，却在长期丧失了竞争力。这种“扬短避长”做法把具有高度稀缺性的短线资源投入赢利性很低的生产活动，造成了很大的资源浪费。例如，从资源投入与产出看，2004年，我国GDP按现行汇率计算占全世界GDP的4%，但消耗了全球8%的原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和31%的煤炭；而钢铁、有色、电力、化工等8个高耗能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0%以上，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发达国家的2-3倍；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矿产资源总回收率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5-25个和20个百分点，总体能源利用效率低。

这种“扬短避长”做法没能使我国在人力资源方面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我国有数以亿计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由效率较低的传统农业向效率较高的现代工商业转移，为此，有必要创造尽可能多的工作岗位和就业机会。服务业和小企业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最强，所以，按照我国资源禀赋条件，应该大力发展服务业和小企业。然而，我们重点发展的是重化工业中的大型企业。这就使我国大量劳动力处于就业不足的状态。丰富的人力资源利用不足，意味提高经济效率的潜力未能得到发挥。

我国重化工业竞争力低是因为不符合中国具有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更因为缺少核心技术和产品，没有与国外企业竞争的竞争优势。更重要的是，我国市场不完善，银行与重化工业中的大企业一般都是国有企业，容易受政府驱动，而陷入高增长陷阱。而要发展服务业和小企业，就需要完善的创业机制和服务体系，这些都是我们缺乏的。

世界银行报告分析中国后强调，为了提高中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需要加快商业以及其他为个人和工商业服务的服务业，即消费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经过多年的结构调整，中国第三产业占GDP仍然低于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60%），还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45%），而只有约31%水平。最近几年在投资驱动和片面追求产业结构重型化的浪潮中，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升反降，产业结构扭曲现象日益突出。

我国人力资源丰富，人口基数大，专业人才资源丰裕，而且素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因此，中国人中能够承担技术创新重任的人员绝对数量并不少。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而言，中国虽然不能全面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高技术化，但在有条件的地方努力实现技术和产品升级，例如在制造业中尽量向自主研发、品牌营销等具有较高附加价值的上下游延伸，仍是完全能做到的。但在前述体制和政策环境下，许多地方和企业从追求短期效益出发，宁愿依靠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投入，生产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而不愿或不能在人力资本积累和自主技术开发上做出更多的努力。例如，上海是世界上技术力量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如果能够发挥其智力资源的潜力，发展前景不可限量。但是一些区县在实施高技术创新基地和高技术产品生产基地的方针几年以后，却无奈地发现，发展高技术产业很难在短期内实现GDP和财政收入的高增长。于是在GDP增长指标和财政收入的压力下只好把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向技术含量不高、但产值很大的一般加工业。

由于以上原因，我国制造业企业往往只能“卖硬苦力”，从事“微笑曲线”价值链中附加价值和盈利率最低的简单的加工、装配活动，而把研发、设计、品牌营销、金融服务等服务性业务的丰厚利润拱手让给别人。我国企业为国外企业做“代工”（OEM）的产品卖价很低，通常只有销售商卖价的1/4甚至1/10，企业得到的只是微薄的加工费。而且，由于出口产品附加价值低，我国许多出口企业只能“以量取胜”，靠增加出口数量来维持，从而导致贸易摩擦、倾销诉讼的增多和增加出口的困难。

当然，这一时期我国也出现了像华为、联想等高科技民营企业，说明在全面开放的环境中，我国正出现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准的民营企业，这些企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己的研发队伍和管理团队，竞争力极强。

5、  目前我国企业竞争力现状

根据国际权威机构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简称IMD）对46个国家和地区企业管理竞争力的评价，在2003--2007年的5年中，中国大型工业企业管理竞争力平均排名为33，企业绩效竞争力平均排名为34，管理的有效性竞争力平均排名为32，而生产率竞争力水平最低，仅排第40位，我国工业企业处于较低的竞争力水平。从动态变化看，企业管理竞争力及其子要素、竞争力总体上都呈下降趋势，降幅较大的是企业文化竞争力、企业绩效竞争力和劳动力成本竞争力，平均下降达10位以上。在2007年企业总体竞争力排序中，中国大型企业总体竞争力得分仅为25. 72，处于46个国家的第38位。相比之下，超过80分的国家和地区有11个，美国和加拿大居第1位和第3位，欧洲国家占7个，中国香港列第7位。在竞争力指标体系中，比较重要的是企业内在竞争力，即企业掌握的资源、表现出的能力，我国大型企业内在竞争力在46个国家和地区中居第33位，处于一般水平。

目前我国贸易竞争指数大于零的产品，即出口竞争力比较强的产品，主要还是劳动密集型、附加值比较低的产品，而附加值比较高的技术或资金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还比较弱。各类企业中，长期实行行政性垄断的产业（如电信、航空、金融等）中的国有企业国际竞争力最差，其主要原因不是技术落后或规模不大，而是长期缺乏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

    作为世界贸易大国，单纯分析出口数量和比重，似乎我国产业、企业具有国际竞争力。但是进一步分析可见，大量出口产品是作为跨国公司的产品生产和销售的，整个生产过程中，获益最大的是跨国公司。所以在很多情况下，真正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是跨国公司，而不是我国企业。换句话说，以出口所显示的国际竞争力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反映的是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而不是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出口企业的优势只能是分工形成的比较优势，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加工”优势或“制造”优势。比如，根据日本产业投入—产出表的资料分析，制衣业（这是中国国际竞争力最强的产业之一）的附加值构成为：零售：36%；批发：15%；加工：19%（其中工资和保险11%，经营5%，其他3%）；物质中间品：20%（其中纺织物13%，染色整理2%，其他投入5%）；其他中间投入：4%；与投入相关的业务：5%；运输：1%。较典型的情况是，中国承担了产品加工部分，其他部分大多由外商所控制。这样在产品的整个价值链中，中国制造付出了很多，获得的却不足20%。中国企业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