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与全国一样，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度下降，逐步由拼资源向拼智力转变。但与全国不同的是，上海经济增长对投资依赖更低，创新驱动力更强。2013年和2014年，上海仅以3%~5%的投资增速支撑了7%~8%的经济增长率；而全国要用15%以上的投资增速才能支撑7%~8%的经济增长率。
●上海产能过剩的矛盾不突出，而城市运行安全矛盾逐步突出。从产业发展瓶颈看，全国面临的是融资难和生态环境硬约束突出，而上海产业发展更多面临的是制度约束。
一、上海经济稳中有进，呈现出与全国不同的“新常态”特征
（一）2014年上海经济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预计全年GDP增速达到7%
2014年上海经济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其中，“稳”主要表现在“四个平稳”：一是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从全年经济走势看，前三季度全市GDP累计增速分别为7.0%、7.1%、7.0%，波动幅度仅为0.1个百分点，较为平稳，没有出现大起大落。二是物价保持平稳态势，1-10月份全市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7%，其中10月份上涨2.4%，明显低于3%的年度控制目标，在较低的通胀水平上实现了中速增长。三是就业形势平稳，截至10月末，全市新增就业岗位58.15万个，提前三个月完成年度就业创业目标；城镇登记失业人数达24.29万，同比减少1.32万人，没有出现明显的就业压力。四是社会消费基本平稳。2014年，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基本保持平稳增长。其中一季度增长7.2%，上半年增长7.6%，1-10月增长8.7%，平稳回升。同时1-9月份无店铺和网上商店消费分别增长21.7%和25.1%，明显高于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幅。
“进”主要体现在“六个进一步”：一是三次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前三季度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5%，比二季度加快0.7个百分点，增速高于第二产业和工业3.9和3.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62.82%，比去年同期提高1.25个百分点，连续三年稳定在60%以上，产业结构更趋服务化。二是产业内部结构进一步高端化。从服务业结构看，前三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2.5%、12.5%和8.4%。从工业结构看，1-10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增长6.4%，也比全市工业总产值高出4.3个百分点，其中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分别增长20.1%、37.0%和11.6%，同比增幅都有所上升。三是利用外资质量进一步增强。1-10月份，上海利用外资实际到位金额增长10%，比全国高出8.6个百分点。其中，第三产业利用外资增长24.1%，同比提高18.8个百分点。四是金融市场活跃度进一步提升。1-10月份，全市有价证券成交额增长32.5%，其中股票成交额增长10.4%，扭转了1-8月份负增长的局面。新金融特色功能区初现雏形，如嘉定区促进产业与金融“共荣共生”，大力推进“金融硅谷”建设，着力打造新型金融产业发展集聚区、资本市场上市企业总部集聚区和为长三角地区配套的专业金融服务集聚区，目前嘉定区已经集聚了1000余家基金公司、管理资金规模近千亿元。五是转型发展进一步提速。一方面，节能减排工作提前完成“十二五”目标。截至10月底，上海单位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3%左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均比上年削减3%；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量均比上年削减1%；单位GDP的能耗总体减少18%，提前完成“十二五”规划目标；另一方面，土地的二次开发步伐加快。如奉贤区1-9月份已腾出土地1597亩，25个腾出土地的项目中已有10个进入土地二次开发的实质性启动。六是改革效应进一步显现。一方面，各区县对接自贸区改革步伐加快，如青浦区对照市下发可复制推广的改革事项已复制推广6项，并正在推进18项，特别是出口加工区创新“航空发动机零部件再利用”的监管制度，更加领先自贸区一步。另一方面，“营改增”政策效应进一步凸显。1-10月份，上海增值税收入增长11.7%，依然保持较快增速。部分区县增值税增幅增长更快。比如，长宁区增值税就增长46.2%，而营业税仅增长7.9%。
（二）上海经济运行呈现出“新常态”的特征
近年来，上海经济已逐步进入“新常态”。与全国相比，上海经济“新常态”既有共性特征，也有自身特点。
一是经济增长保持中速。上海与全国一样，经济增速逐步放缓，由两位数增长下降至一位数增长。但与全国不同的是：其一，上海经济先于全国进入经济中速增长阶段。1992-2007年，上海经济连续16年保持两位数增长，GDP平均增速达12.7%。2008年以后，上海经济增速从两位数回落到一位数（2008年9.7%、2009年8.2%、2010年10.3%、2011年8.2%、2012年7.5%、2013年7.7%），逐步进入中速增长的常态阶段。而全国经济则是从2010年开始逐步回落到中速增长阶段（2011年9.2%、2012年7.8%、2013年7.7%）。因此，上海经济先于全国向“新常态”过渡。其二，上海在“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速低于全国。在经济运行向“新常态”转变过程中，上海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从2007年的15.2%下降到2013年的7.7%，由以往高于全国2个百分点转为低于全国0.5-1个百分点。其三，上海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高于全国。2011-2013年，上海经济增速从8.2%回落到7.7%，波动幅度为0.5个百分点。而同期全国经济增速从8.7%下降至7.4%，波幅为1.3个百分点。特别是从季度经济增速波动看，上海明显小于全国。
二是经济结构趋于优化。上海与全国一样，经济结构逐步优化，服务业增长速度快于制造业，服务业占比稳步提高。但与全国不同的是：其一，上海服务业增速大幅高于制造业。2011年以来，上海服务业增速平均快于制造业增速4个百分点，服务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而全国服务业增速仅快于制造业1个百分点左右，经济增长主要靠制造业和服务业“双轮驱动”。其二，全国进入“新常态”后服务业增长主要依靠传统服务业，而上海服务业增长的主要动力是金融、贸易、商务等现代服务业。其三，全国“新常态”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传统产业升级换代，而上海产业融合发展趋势突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四新”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新亮点。
三是经济动力发生转变。上海与全国一样，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度下降，逐步由拼资源向拼智力转变。但与全国不同的是，上海经济增长对投资依赖更低，创新驱动力更强。2013年和2014年，上海仅以3%~5%的投资增速支撑了7%~8%的经济增长率；而全国要用15%以上的投资增速才能支撑7%~8%的经济增长率。因此，上海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度更低。
四是经济效益继续提升。上海与全国一样，财政收入增速与GDP增速同步，居民收入增速快于GDP增速。但与全国不同的是，上海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高于工业总产值增速。同时，上海建设用地零增长，经济增长开始摆脱对大规模占用土地的依赖，而全国建设用地仍在持续增加。
五是经济风险逐步增多。上海与全国一样，面临着政府负债压力较大、房地产泡沫较大、影子银行膨胀等众多历年累积起来的风险。但与全国不同的是，上海产能过剩的矛盾不突出，而城市运行安全矛盾逐步突出。从产业发展瓶颈看，全国面临的融资难和生态环境硬约束突出，而上海产业发展更多面临的是制度约束。
因此，与全国相比，上海经济“新常态”有着不同的特征，面临着不一样的矛盾和挑战。这些特征和挑战更多体现的是上海跨入服务经济阶段后经济运行的新特点。
二、2015年需要关注国际国内重大因素的变化
（一）2015年世界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
2015年，世界经济增长仍将处于疲软状态。一是美国经济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受能源成本下降、消费和投资增长企稳，国际资本回流等因素支撑，2015年美国经济有望维持稳定增长态势，预计增长率将达到3%左右。二是欧盟经济将降中趋稳。2014年受高失业率、低通胀和结构问题牵制，欧盟经济复苏乏力，但随着欧元区实施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2015年欧元区经济有望启稳。三是日本经济仍将低位增长。随着消费税提升引发经济增长大幅波动的效应减弱，加上量化宽松政策进一步扩大，预计2015年日本GDP增长将达到1.2%左右，略高于2014年。四是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将小幅回升。受发达经济体需求带动，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明年将略有回升，但由于自身潜在增长率下降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下滑，以及资本外流等影响，回升势头依然脆弱。总的来看，2015年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仍将呈现出分化态势。除美国外，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依然不够强劲。综合全球各主要机构的预测，预计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8%左右，略高于2014年3.4%的水平。
（二）2015年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因素是美元升值步伐加快
2014年受美国经济复苏的影响，美元指数一路飙升，已经实现连续22周上升，并达到14个月以来的最高点，美元对一揽子多国货币的涨幅超过了2.2％。2015年随着美国经济持续复苏和失业率进一步走低，特别是美联储逐步启动加息进程，美元升值步伐将进一步加快。从历史上看，美元每次升值都会引起世界经济较大波动，给全球经济运行带来重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2015年要高度关注美元加速升值可能对世界经济带来的三大影响：
一是国际资本流向有可能出现逆转。受美元升值的影响，全球将掀起新一轮风险资产重估，美元将成为国际货币增值投资高地，国际资本将加速向发达经济体回归，从而会对此前吸引大量国际资本的新兴经济体造成严重冲击。据联合国贸发会预测，未来两年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外资流入量中保持领先的态势可能扭转，发达国家占全球外资流量总量的比例将达到52%。在此背景下，我国有可能面临外商投资增势减弱或外资流出的冲击。据中欧商会调查，欧盟企业中计划扩大在华业务的公司数量由2013年调查的86%下降到2014年的57%。另据中美商会调查，将中国作为海外投资首选地的美资企业由先前的51%下降至2014年的20%。
二是国际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有可能持续走低。美元是世界商品资产波动的“指挥棒”和“风向标”，与原油、黄金、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有着高度相关性。进入2014年以来，受美元升值的影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已较2014年年初下滑了8.3%，彭博大宗商品指数已下滑至五年多来的新低。目前，国际油价已经跌破70美元/桶的大关，创四年来最低水平。2015年在美元加速走强的背景下，国际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将继续走低。这将有助于减轻全球通货膨胀的压力。但与此同时，也会使全球面临较大的通缩压力，带动全球经济进入“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新常态。
三是部分新兴经济体有可能出现新一轮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历史上，美元历次升值都会给新兴经济体带来灾难性打击。2014年9月份以来，伴随着美元强劲升值，新兴市场货币抛售不断加剧。如巴西雷亚尔兑美元汇率跌至2008年以来的最低点；土耳其里拉接近4个月来最差水平；南非兰特2014年下跌1.8%；印尼卢比兑美元汇率下跌了逾1%，跌至7个月来的最低点。2015年如果美元进一步走强，有可能导致新兴经济体货币出现竞争性贬值，并演变成新兴市场的“连锁货币危机”，其中最有可能出现危机的是俄罗斯。2014年随着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下降，俄罗斯经济出现萎缩，资金大量逃亡，导致卢布兑美元汇率大跌18%。据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测算，国际油价只有维持在104美元以上，俄罗斯才能维持收支平稳，而目前国际油价已跌破70美元，俄罗斯外汇储备仅剩4520亿美元，而外债规模高达7320亿美元。因此，2015年俄罗斯有可能发生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进而冲击地区乃至全球经济。
此外，伴随着美元加速升值，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债务压力将不断攀升，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2009-2012年间，新兴国家发行的企业国际债务不断攀升，债券总量达到3750亿美元，是2004-2008年总额的两倍多。美元走强将推升以美元计价的债券收益率，削弱新兴经济体支撑经济增长的能力，进而拖累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
（三）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需要防范四个风险
2015年中国经济仍将继续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中央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强定向调控，这将有利于促进经济企稳回升。但与此同时，要积极防范经济运行中可能出现的四大风险：
一是房地产市场降温和土地收入下降、财政收入下滑和地方政府债务上升“三碰头”的风险。进入2014年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出现明显降温。尽管不少地方逐步放松房地产的限购政策，国家也放宽了首套房贷款、公积金贷款等政策，但由于我国房地产市场供需结构正在发生质的变化，2015年房地产市场仍有可能出现结构性回调。同时，受房地产市场的降温和土地收入减少的影响，我国税收收入增速回落。2014年我国税收收入增速呈逐季回落态势，前三季度税收收入同比增长7.4%，较一、二季度分别回落5.11和1.9个百分点，2015年财政收入形势不容乐观。加上地方政府债务上升和清理产能过剩，最终风险都将集中到金融领域。2014年债券市场违约风险已有所暴露，“刚性兑付”预期已经被打破。2015年经济增速若进一步下降，有可能出现房地产市场降温和土地收入下降、财政收入下滑和地方政府债务上升“三碰头”，并引发就业、债务等一系列问题。
二是出现通货紧缩的风险。进入2014年以来，我国CPI涨幅平稳，低于年初设定的调控目标，但PPI持续下降。1-10月份，PPI同比下降1.7%，连续32个月下降。CPI的大幅放缓和PPI的持续负增长，已经对企业利润、投资和生产积极性带来较大负面影响。2015年随着国际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继续走低和产能过剩进一步加剧，我国CPI特别是PPI有可能进一步走低，并进一步向消费领域扩散，使整个经济面临通货紧缩的风险。
三是就业矛盾凸显的风险。当前，虽然从统计数据上看，我国就业情况总体平稳，但由于一方面，现有的登记失业率并不能及时全面地反映失业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很多企业为了履行社会责任、维持信誉和员工稳定，采取了留职停薪、“开三停四”的方式，因此，潜在就业压力依然较大。2014年11月份，我国PMI中的就业指数已下降到48.2%，处于荣枯线以下，并呈现出持续萎缩的趋势，企业招聘数下降。同时，工资增长连续近6个月减速，也反映了经济增长疲软对就业市场的影响开始体现。2015年如果经济增速继续下降，失业压力有可能加大。同时，2015年700万的高校毕业生群体也将给就业市场带来较大压力。
四是部分地区出现经济塌陷的风险。进入2014年以来，受重化工业和房地产市场缩减的影响，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山西、河北等地区经济增长出现较大幅度的滑坡。2015年随着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产业结构单一的地区有可能出现更大范围的区域“塌陷”。
